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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生男生自由交谈。小刘军 摄
旧时周南女中女生。
旧时周南女中女生。
旧时福湘女中女生。
旧时福湘女中女生。（资料照片）
日前新闻报道，教育部组织创编的《第一套全国中小学校园集体舞》，在全国中小学推广。长沙本地则有地质中学先是在“原版”校园舞上“创新”，增加搂腰动作，后又“因男女生太尴尬”等原因而取消，云云，为此次校园舞的推广增添了一些“花边”，但，不管怎样，女生与男生，能在校园牵手“共舞”，本身就是进步。相信大多数家长，都放心让女生与男生，大方自然地共舞，舞出男女生正常交往的校园和谐与温馨。
然而，在长沙，女生与男生在同一校园中“共舞”——女生也享有与男生同样的受教育权。这条路曾经十分艰辛，用了一百年。
湘女进校园“共舞”进行曲
在中国戏剧中，祝英台小姐想要去读书，只得女扮男装。
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，女子入学校读书，应该是“天赋人权”，而不应当是偷偷摸摸，扮出灰姑娘提着水晶鞋，希望遭遇白马王子恩宠的委屈模样。
但女子无学，却是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基本特色，一直延续到近代。
喇叭手，吹醒“半身不遂”梦
近代史上，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是教会学校，1844年即在宁波开办，后由沿海向内地渗透。然而，教会女子学校在有清一代，始终游离于中国主流社会之外。
身处内陆的长沙因维新运动，风气大开，在长沙，聚集了一群喇叭手。
曾在长沙参与办时务学堂的梁启超，曾经就为女生吹响过响亮的喇叭，他说：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……实祸天下之道”，“蒙养之本，必自母教始；母教之本，必自妇学始。故，妇学实天下强弱之大原也。”
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，用教育来救国强国，就要从娃娃抓起，而娃娃的启蒙，却是从母亲开始，母亲是从一个小女生长大而成，所以，女生教育，提高母亲的素质很重要。
湖南省社科院的刘泱泱说：在维新期间，浏阳人谭嗣同、唐才常，凤凰人熊希龄聚集长沙，创办女子不缠足会，为的是让女子甩掉裹脚布，并且不让社会歧视；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还在《湘报》上宣传倡导女子教育。
维新运动大浪过后，长沙城内于本世纪初陆陆续续开办了少数女子学校，这些女子学校要不被禁，要不就在偷偷摸摸中以“擦边球”的方式开办。面对不断出现的女子学校，清廷学部出于加强管理控制的需要，于1907年颁布了两项关于女子小学堂、女子师范学堂的章程，其主旨是女子学校办学，要以“女德挂帅”，所谓女德，大抵就是先儒著述中“三从四德”，为女为妇为母之训。
虽然允许办学，但女子学校的办学根本就没有放开。于是，又一波新文化运动浪潮向长沙涌来，又一批吹鼓手们继续为女子的教育不断地吹喇叭，长沙的知识分子，为《青年评论》、《新青年》等杂志上这样新鲜的观点和主张而激动：一、1918年9月，胡适以西方女子为标的，提出“超贤妻良母主义”的主张，宣扬美国妇女，“在社会谋取自由独立生活”，中国妇女应该仿而习之；二、1919年2月，李大钊提出，中国不能因“礼教大防”而成为一个“半身不遂的社会”，男女应同校。
其实，在此之前，“湖南女杰”唐群英从救国救民的角度着眼，在全国女界就已发出响亮的声音：“我们女子占有了国民半部分，有二万万人，若是人人能做点事体，那中国没有不强的道理……欲使女子能尽此责任，必先开通女子之知识……其道何由，广设学校，使女子者得受善良之教育。”
抬轿手，承担满城风雨
但凡长沙人，大都知道朱剑凡创办了周南女中。但创办的艰难，惟有杨澍介绍得最为详尽。周南女中高17班毕业生杨澍曾在《湖南文史资料》中载文说——
1904年，朱剑凡先生在日本学完师范归国后，立志要办女学。他认为“女子沉沦黑暗，非教育无以拔高明，要自立于社会，有学识技能，才能拔于黑暗”。
但在清王朝龙旗将要倒下的年代，虽然科举废除了，洋学堂办起来了，然而对开办女学还是禁止的。 朱先生利用封建制度下开办私塾是合法的传统，于1905年，在长沙泰安里园林私宅办起周氏家塾。最初只收本族亲属，以后招收外姓女学生……共有学生30多人。虽然命名“家塾”，当局还是不放心，经常派人来“视察”，因此，师生不得不随时提防和应付。每个学生除课本外，还得准备一套《四书》。若官府来人“视察”，学生马上把新课本收起，把《四书》摆在桌上，教员也就改授“诗云”、“子曰”了。
初办时，男性教员居多，男教员上课，得垂下帘子，把师生隔开来，讲课时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，做到“男女有别”。这样做固然是受了封建旧礼教的影响，但也是为了不让官府抓到把柄。 顽固势力看不惯女孩子上学校，认为“男女混杂”是大逆不道，还对办学的朱剑凡进行人身攻击。说什么年仅20多岁的少爷办女学心怀叵测，“周家花园是《红楼梦》里的大观园”，“周家纯（即朱剑凡）是大观园里的贾宝玉，不然他为什么要办女学呢？”
其实朱剑凡是看到办男学校的大有人在，而办女学校却无人过问，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想方设法办女学校的。他要用科学文明，唤起妇女的解放意识。他虽然年轻，对学生关怀备至。他言行庄重，作风正派，是教育界的楷模。
在周南中学之前，长沙城内曾于1903年开办了湖南的第一所女子学校“湖南民立女学堂”，据记载，当时女子入学饱受非议，甚至有地痞流氓爬上学校围墙偷窥女学生，朝女学生故意吹口哨，大呼小叫，甚至恶言相向，以此打击当时的女学生，扰乱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，甚至把女生当“怪物”。当然，女生宿舍被视为禁地，男生一律不得入内。为了严格遵守“男女大防”，食堂厨子亦不得进入女生宿舍，最后只得在女生宿舍的围墙上打一个大洞，每逢吃饭的时候就把饭菜从洞口递进来……最初的长沙女子教育，和坐牢无异，但这个长沙第一学，已经是湘女们迈向与男生共舞之路令她们的欣喜的可贵第一步。
清末民初，当女子学校可以合法开办时，继周南女中之后至1936年，又有省立长沙女子中学（古稻田）、私立明宪女中（沙河街油榨巷）、私立含光女中（宝南街）、私立南华女中（党部后街，即今天民主后街）、私立艺芳女中（局关祠）、私立蔚南女中（小桃源）、私立福湘女中（北门外）等等相继开办。
长沙《大公报》报道了一件震动长沙的新鲜事，湖南第一师范于1921年第21班开始，招收女生，当新招收的女生入校与男生一同学习时，很多人甚至从城北跑到城南书院坪在教室外，看女生与男生一同学习，在这件招收女生、男女同校的改革中，一师校长易培基起了带头作用，他把自己的女儿易漱萍首先送到学校学习。一师第一次招收的女学生中，后来一部分人，成了党的干部，解放后担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的曹孟君，就是这个第21班的女生。
女主角，冲上主场当先锋
在这场女子走进学校，与男生共舞的路途中，其实不只是男人们在替女人们吹喇叭、抬轿子，搭舞台。女生们自己主动冲上了主场当先锋。
比如湖南的第二所女校，1904年长沙淑慎女校，就是由湘乡人曾广镛女士开办，中国乡村第一女学长沙县影珠女中也是由女性所开办。
在女生应当与男生享有同等受教育权的历史大背景和大潮流下，湖南更涌现了像唐群英这样在全国赫赫有名的人物。
唐群英是衡山唐氏望族家的女儿，4岁时，即自己作主扯掉裹脚步，作提督的父亲唐星照有一次称赞她说：“你如果是个男儿，一定会光大我家的门楣。”唐群英不服气地说：“难道女儿，就可以光大唐氏门楣？”20岁时，唐群英嫁给了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。在曾家结识秋瑾、葛健豪。33岁时竟然与秋瑾一道东渡日本，成为留学生，成为勇敢走向世界的中国女子先锋队员之一。1912年初，孙中山称赞她为“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”，为了女权，唐群英曾上演“大闹众议院”，殴打“歧视女性”的宋教仁等具有湘女泼辣性格的惊人之举。据《湖南教育史》介绍，为了唤醒女界，唐群英采取了办报和办学两种方式。唐群英认为，女子要不依赖男子，必须学知识，开思想与学技术、谋取职业并举，走自立自强之路。她在湖南曾创办有数所女子职业学校，如岳北女子实业学校、女子自强职业学校。
在长沙，有了进校园读书机会的湘女，正如唐群英所说，“女子不学则已，女子有学，吾敢断言之曰；救国家危亡，得力于女学者尤多”，在中国现代史上，向警予、杨开慧等烈士为新中国的成立甘洒热血，而蔡畅、刘英、曹孟君等女杰则载入新中国的史册。
即使就在当年的校园之中，湘女们亦风风火火展现出她们强大的学习能力，民国时期，艺芳女中毕业生投考大学，无考不取之中，其办学质量之高，女生学习能力之强，当年闻名全国。
在体育方面，长沙女子中学的体育竞技水平，在全国亦属实力雄厚之列。周南女中的一女师组成的队球队屡获华中运动会冠军；1948年，周南女中女排赴上海参加第七届全国运动会，大获全胜。在校园中就读的湘妹子甚至以体育而扬名国外，1931年，由长沙妹子为主体组成的两江女篮，远征日本等，全胜而归，一洗“东亚病夫”之耻。 | 
